一个贵族可以通过阅读小说感受平民的生活感受，一个欧洲人可以通过阅读小说体会美洲人的内心体验。

[36]基于创新，人们有理由相信互联网平台企业可以成为运作成功、自我规制的典范，进而不断提升经营水准，满足消费者需求。[54]其他诸如对于私人认证的规范化，政府与市场、社会合作秩序规范化[55]等问题亦是需要未来加以深入研究的课题。

[4]参见程维、柳青等：《滴滴分享经济改变中国》，中国工信出版社集团、人民邮电出版社2016年版，第5页。与此同时，互联网平台企业、协会均要发挥积极作用，将商业模式的创新与社会创新相结合，立足行业长远良性发展。在防止规制不足之时，[22]亦要提防规制过度的问题。网络与信息技术发展不断，新颖的东西亦随时出现，对于创新者本身而言亦是充满了许多的未知数。第三类是规制对创新并无直接的影响，此种规制有可能是冗余的规制，应予以及时清理。

期待分享经济能够促进社区的可持续发展，用以应对社会治理、资源枯竭、环境变化、邻里信任等问题，切实提升生活品质。如果未来规制者仍然以传统模式为主，在立法取向过于重视行政许可的作用，却忽视科技进步和市场机制可以替代行政许可的某些功能的现实情形，这将导致各级政府在实施过程中仍然执着于传统证照管理的方式，无端增加企业和政府的成本。真正的伟大会融入生活，成为常规，成为背景，因此不彰显，因此看不清其发生和存在的理由——再重复一次大音希声。

仅从法学角度解说历史中国的些许常识，就一定会有在其他学者看来不合理的取舍、误解和大量遗漏。面对着紧要急迫的生存和治国难题，他们总是精炼地断言，诸如齐家治国平天下，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之类的，不说理由，也不容分说。这也就是道，可道，非常道大音希声。在事实与规范之间，其实又是两者的整合。

这个世界从来也没法，没打算，也没责任，让每个人都理解历史中国的制度，即便你也识几个字。梓匠轮舆能与人规矩，不能使人巧。

更一般地说，我想用中国历史的宪制经验，来揭示一般宪制可能或必须面对的问题。留给我的选项其实只是，如艾略特在《救生岩》（The Dry Salvages）中的告诫：不是划得漂亮，/而是向前划，水手们。没有问题，又没有道理，就一定枯燥乏味，就一定说不出历史中国法律制度的正当性和必要性。想想，如果今人穿越到秦汉，能否用这些西洋制度法律原则有效应对匈奴袭扰或七国之乱？ 我不是目的论者。

在大致同等条件下，再怎么矫情，你也不能说一个败家子智慧吧。但本书又绝非论文的简单汇集。一个群体的长期愚蠢，从功能主义视角看，很可能就是他们在生存的具体情境中被逼出来的唯一选项，因别无选择，所以是智慧。但这种研究和写作方式也会引发一些问题。

我也就只能不为自己的智力低下或智识薄弱过度羞愧了。读书一直杂乱，早就想依据中国历史的常识，顺着读书的触动，融合多学科知识，从国家制度视角，也即宪制的视角，展示中国这个古老文明国家之构成也即宪制的固有理性和正当性。

但问题（question）会有答案，难题（problem）则没有，只能解决，创造性地解决，更多时候则只能应对，也就是耗，但这时问题就成了，怎么耗？对于现代以来的中国来说，如果失去了具体针对性，不关心具体时空中的那个难题，仅抽象讨论法律制度，或讨论抽象的法律和制度，自然就说不出什么道理。原本针对具体时空中具体问题创造、衍生发展出来的法律、制度和原则成了答案，成了信条，然后就成了教条，只能遵循和恪守，最多略加演算和演绎，却不能生动鲜猛地刺激当下中国法律人创造性地思考和应对他们面对的复杂难题。

有这个想法，是因为，在当今，尤其是中国法学院，法律和制度的学习和研究太容易失去社会历史语境，失去针对性，既不针对困扰人的一般性难题，也不考虑具体时空地理。因为所有这些被抽象表达的制度法律实践都同特定时空语境相联系，其正当性、合理性、有效性以及局限性都受限于具体语境。即便努力，也不就能完成追求。这些难题并没完全消失，至今仍以各种方式潜伏或隐匿在我们身边。本书主题集中，各章互补，论证分析自然相互牵扯勾连。制度是否智慧其实可以以种群的生存来判断。

这种高调但无用的宪法理论肥大症正向中国法学界蔓延。这种复述力求讲出理由。

有时连修辞都缺乏，只剩下口号和语词了。为避免水，一如既往，我先分专题写作，力求每一章甚或一个附录都能按论文的标准来写。

但在法学和法律上，这种心态还挺重。民国时期不就有一批大名鼎鼎的学人埋怨中国当初为什么采取的是方块字，而不是拼音文字吗？并要求，还不光是他自己，而是我们，还必须承认，我们自己百事不如人，不但物质机械上不如人，不但政治制度不如人，并且道德不如人，知识不如人，文学不如人，音乐不如人，艺术不如人，身体不如人。

就算对得起读者了，也一定对不起许多一直关心并以各种方式令我写作获益的朋友，也没法在此一一列名了。想想，虽然美国宪法文件中早就写了，但言论自由是直到1914年才进入美国的宪法律（constitutional law）。即便你可以夸奖，比方说戈尔巴乔夫，有善良的情怀。我想用一种不按时间排列整理事件的方式，即围绕问题讲道理的方式来展示中国宪制及其实践，说说历史行动者曾面对的重大约束、难题和他们的制度选择。

也不可能叫醒一个装睡的人。意思是，我不认为，有谁，来到这个世界上就是奔着什么去的，包括创立和建设这个中国。

若你总不明白，那——也许你就不是这个料。在美国，其实，这些也都是在时间中慢慢展开的。

关注制度，是实在的，但也关注其中的大小道理，因此也是规范的。这些制度对于中国的宪制意义，对古代政治家、思想家和政治文化精英来说，也许是一目了然，根本无需分析展示，无需理论逻辑来演绎。

非但总体一定大于简单的汇合。可以偏颇，但不等于不通情达理。许多资料之前甚至是少年时看的，很有感触，却没留心，就算知道个大概，也很难查找落实。个人视角就一定有偏颇。

我也不反对，不认为错。但不可能完整或全面描述中国宪制，也就放弃了，只是依据我的有限知识和不全面思考，展示为什么这些在我看来对于中国非常重要的制度或实践会发生，无论后人如何评判，尤其是不论旁观者或上帝视角下的善恶评判。

我力求展示，即便在一些人特别是某些今人看来的野蛮或愚蠢，也不是没有理由和根据的，或是不正当的。得感谢这个时代，互联网大大方便了这一追求。

在我看来，现有的宪制或宪法律理论都过于单薄，尽管不明觉厉的高大上概念越来越多了。也因此，真正实践性的制度智慧是很难解说的，甚或就不需要解说。